这一主张的合理、合法性在于，其一，不是只站在共产党一己地位思考中国的未来，而是全面顾及了所有的革命阶级，也就是说包括各民主党派在内。
况且，我国宪法第34条以例示的方式列明公民享有平等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其中包括了不分……财产状况……，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亦即，对于此类盗窃行为乃是作为普通盗窃行为而加以谴责的。
《在ATM机上恶意取款行为不应定盗窃罪》，载《检察日报》，2008年1月8日，第3版），等等。故而，凡主张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的行为应被加重刑罚乃是立基于前述立法目的的观点，都因此而受到削弱。相应展开之法律制度的健康程度，则取决于基本法（宪法）中的基本权利规范在下位法中的实现程度以及其针对下位法之背叛的矫正机制与矫正能力。﹝５１﹞前引﹝34﹞，苏力文，第95页。但需要注意的一点是，盗窃罪认定中的秘密具有相对性和主观性，而非指客观上是秘密的，即行为人采用自以为没有被他人发觉的方式占有他人财物，即使客观上已然被他人发觉或者注视，也不影响盗窃罪的成立。
继而，分析许霆案在刑法学中的可能解决路径以及面临的价值抉择的困境。比较刑法264条针对盗窃金融机构所规定的刑种（无期徒刑或死刑，并处没收财产）与同条针对普通盗窃罪所设定的刑种（覆盖了从管制、拘役、全部的有期徒刑到无期徒刑的广阔范围）之时，可以明显地看到，对于法官而言，量刑空间被单单地限制在了极重的刑罚之上。[7]按照孙中山的宪政规划，最终是要由人民掌握政权，政府掌握治权，由政权控制治权。
民主话语意在通过质疑国民政府的党治体制本身，来颠覆其所建立秩序的正当性、合法性。第三，关于宪政建设的根本点——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关系。实际上，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中国新时代的宪政就已萌动，至今已到了实践与理论互动的关键时期。在我国，首先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完善。
双管齐下的力量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协的作用在现实中的影响逐年增强。另一方面，民众的权利意识愈加觉醒，人民代表的议政能力愈加增强。
其三，宪政是法治，是法律至上的治理方式。抗战初期，为一致抗战、救亡，国民党相对放松了对社会的政治控制和压制。内容提要：舶自西方的宪政，在中国的不同历史时期其内涵各有不同。今天，时代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政治文明都达到了宪政阶段，民主、法治、人权已成为当下世界各文明国度政制的核心和价值追求。
为此，一方面加快法律体系建设，一方面加强法律实施和监督，同时加大普法宣传的广度、深度和力度。在政权更迭时，宪政的实质在于其前提条件即政权的合法性，此时，其合法性要到社会人心向背中去寻找，而不能到现行法律中去寻找，而在政权稳定时或者说政权的合法性已被认同时，宪政的实质是立宪、行宪、护宪、修宪，即以法治维护权利和限制权力。中共中央下决心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经过了战争考验、新民主主义宪政实践、新中国成立后执政教训与经验的历练，证明能够担负起领导中国进行宪政建设的，只有中国共产党。
以国民参政会为平台，一些党派团体(特别是第三方力量)逐渐将宪政与抗战、民主联系起来，矛头直指国民党的政治软肋和敏感问题——党治，提出了结束党治、实行宪政的主张。如严复一样研究西学、译介西学的知识分子们，一开始就怀着西学中用的目的，在帝国大厦将倾的时刻，遥远的自由主义的召唤，被现实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使命感毫不费力地中国化了。
特别是1999年修宪，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再次，共产党的宪政主张极具合理性和根本合法性。
凡此种种，尚需在宪政运行中继续宣传借鉴西方与立足国情的关系与观念，树立不顾国情就没有立足点，不借鉴他人就无法走在前面的宪政理念。同时，也还不是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政治。十七大又将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并列，作为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制自我完善和发展的重要内容，为国家宪政化奠定了较为全面的制度基础。其二，人民当家做主是宪政的目的。[1]中共针锋相对地指出，所谓合法，就是要合乎民主的决定，合乎人民的意志。问题的难点和焦点在于正确处理好三者的关系。
什么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呢？就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反动派的专政。进一步增强法律至上观念，包括党要带头守法的观念。
为此，近年来，中国共产党不断改善党的领导，增强执政能力，在实现党内民主化、依法执政、科学执政等关键问题上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它不是旧的、过了时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所谓民主政治。
本文在百年宪政的大背景下，仅择取中国国内战争期间特别是新民主主义宪政一段进行较为深入地解读，试图探析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当时宪政实践的历史理念、经验和相对于今天的缺憾，以期对中国当下的政制改革提供有价值且较为直接的资源借鉴和底蕴支持。1937年初步承认了各党合法地位，1938年设立了国民参政会。
如，在党的领导方面，党要学会并习惯将党的意志转变成国家意志来实现领导权。[8]但紧接着强调，在抗战没有结束以前，当然是军事第一、胜利第一，要以军政时期的工作为主。[9]稍晚，蒋介石又对黄炎培等人说：各方民主潮流之高涨，是抗战七八年来一种收获，惟不宜借此攻击政府，除此一点外，民主潮流越高越好。中国第一个界定宪政的学者是梁启超。
回溯毛泽东与蒋介石宪政观的历史语境，我们详细解读当时双方宪政的动机、动力、主张、目的，等等，可知：首先，国民党政府推动宪政的运动，是在世界宪政浪潮和清末以来国内立宪舆情的大背景下，迫于国内各民主党派的压力而运作的。国民政府则于选举完毕之后三个月解职，而授政于民选之政府，是为建国之大功告成。
抗战中宪政话语的提出有其复杂的社会背景。这一主张的合理、合法性在于，其一，不是只站在共产党一己地位思考中国的未来，而是全面顾及了所有的革命阶级，也就是说包括各民主党派在内。
依法治国被确立为治理国家的根本方略，这是执政党执政方式的重大转变。从源流上看，宪政是来自西方的产物，是英、法、美等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一大创造，其原始的含义，我们不妨把西方学者的阐述拿来：华盛顿大学丹·莱夫教授认为，宪政意指法律化的政治秩序，即限制和钳制政治权力的公共规则和制度。
近年来，一方面，选举制度不断完善，民众与代表和政府的沟通渠道不断拓宽。他说，立宪非他，即是众治。宪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的政治……我们现在要的民主政治，是什么民主政治呢？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当时，对宪政研究有较大影响的学者还有严复，严复的宪政观，除认同梁启超的政体论外，还将宪政与民主明确对接。
中共十六大以来，为完善和落实两制度，中共中央发布了一系列专门文件，如《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2005年2月)、《关于进一步发挥全国人大代表作用，加强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度建设的若干意见》(2005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2006年2月)。总之，要摒弃三者比高低分大小的幼稚观念，树立三者有机统一的和谐观念。
中国近代自清末开始谈论宪政，宪政一植入中国的土壤，立即染上了中国特色，也不时发生桔与枳的变化，究其根源，不回溯到当时的历史语境是无从考量的。[15]时代变化促使宪政概念不断流变，概念的流变又反映了时代的变化和历史的进步。
基于此，有人对西方语境下宪政的概念做了最简明的界定，只有两个字，就是限权。[12]也就是说，在抗战中后期，中国实际上存在着民主与宪政两个不同的社会政治运动和话语体系。
